随着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文化遗产领域这一新的遗产类型——线性文化遗产（Lineal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线性文化遗产是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领域提出的新，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通过人类的某种目的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起来，从而形成一条链状的文化遗存。通过依附在线上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再现早期人类从事、经济、军事、文化等交流的轨迹，展示整个区域文化的发展历程。[①]目前，我国境内现有19处线性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线性文化遗产如长城、中国大运河、丝绸之已经登陆《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
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脱胎于文化线（Cultural Routes）,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与之相近的遗产廊道、文化廊道、历史径、线状遗迹等理论。最早提及文化线年欧洲理事会的一份报告[②]，不过在国际范围内文化线的主要研究和推动者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1993年，位于西班牙境内的·德·孔波斯特拉之（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从事世界文化遗产的人士普遍认为朝圣之与以往的世界遗产相比，不论在形制还是类型上均有诸多不同之处。这种以线形起来的文化遗产，成为人们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内涵的新课题。在此背景下，1994年ICOMOS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线，作为我们文化遗产一部分（Routes as Parts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提出了遗产线（Heritage Routes）的概念，认为遗产线的本质是的、动态的和可回忆的，是以人口迁移、冲突和对话、文化交流以及与之相互交融为基础，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发生的。[③]会议并未对遗产线和文化线的概念在本质上进行区分。从实质上说，遗产线与文化线的内涵是基本相同的。[④]因而，会议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线的概念进行阐述，就文化线的要素、类型等做了相应的描述，从而形成文化线的理论雏形。
此后，关于文化线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1998年，ICOMOS在西班牙成立了文化线国际科技委员会（CIIC），致力于文化线相关问题的长期研究。随后，一系列与文化线相关的国际研讨会陆续召开，就文化线的管理、价值评价和申报世界遗产程序等展开探讨。2004年，CIIC会向ICOMOS提出文化线应该成为世界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年，ICOMOS在西安召开第15届会议，对文化线的认定、和管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化线宪章（草案）》（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 Draft）。2008年，召开ICOMOS第16届大会，正式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文化线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文化线宪章》认为，不论是在陆地、水域或其它区域流线，只要有明确的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变迁和历史功能，服务于特定的和明确的目标，且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可以称之为文化线。一是必须存在产生和反映人类之间在特定时期内人与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或洲际之间货物、思想、知识及价值观交流的度和持续的相互影响的活动；二是必须有在时空上促进了文化的交叉融合，既反映物质遗产也包含非物质遗产；三是必须是与历史相关的动态体现和与其存在方式相联系的文化财形成一体。[⑤]文化线包含背景、内容、作为整体的交叉文化的重要性、活态特征和。该宪章还对文化线的类型进行了分类，主要涵盖地域范围、文化范围、目的和功能、持续时间、结构布局和自然等[⑥]。ICOMOS指出，对于文化线在研究、评估、保存、、修缮、使用和管理方面要有明确完整的方案。由此，文化线的理论构建取得了阶段性，并为今后的理论研究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文化线理论研究的同时，ICOMOS通过将许多具有普遍突出价值的文化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继1993年朝圣之作为文化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后，1996年法国米迪运河、1998年阿曼的乳香之、2004年日本的纪伊山脉胜地和朝圣线年的里多运河等均先后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⑦]。这其中运河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开辟了文化线年，ICOMOS在召开了以“遗产运河”为主题的会议，形成了《遗产运河文件》（The Information Document on Heritage Canals），该文件从技术、经济、社会、景观等方面对运河遗产进行评估。1996年，米迪运河首次以运河类遗产的身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此后，更多具形特征的文化遗产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线性文化遗产是在吸取借鉴文化线及与之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在线性文化遗产领域，单霁翔先生的研究无疑最具有开创性。在他看来，线性文化遗产强调时间、空间和文化因素，强调线状各遗产点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线性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多样，其中河流峡谷、运河、道以及铁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大多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线，并体现着地区文化的发展历程。[⑧]这些思想和文化线的概念和理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广度均比文化线有更大的突破。作为线性文化遗产概念提出的第一人，单霁翔总结我国线性文化遗产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线性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和人类活动形式更多样；二是线性文化遗产的尺度较大；三是线性文化遗产承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它们之间相互交融并衍生出丰富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关联；四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涉及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⑨]
根据单霁翔先生对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分类，余对《世界遗产名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线性遗产的表现形式概况为四个大的方面，分别是“线形（峡谷、河谷、山谷、河流）文化景观”、“线状遗迹”、“运河遗产”、“文化线”。[⑩]他认为，关于线性文化遗产内涵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到1979年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Kathmandu Valley）。1987年，具有鲜明线性文化遗产特征的中国长城和英国哈德良长城同时登陆世界遗产名录，表明大型的呈线状分布的文化遗迹开始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重视。1993年，朝圣之首次以“文化线”的身份登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线性文化遗产与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截止2014年7月，全球共有世界文化遗产779处，其中具有典型线性文化遗产特征的世界遗产有39处。[11]
近年来，我国国内的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诸多学者对我国的文化线和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参考ICOMOS关于世界遗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径形态组合框架、年代—文化地域框架和文化主题框架三个方面出发，结合中国交通史、民族学、水利史、漕运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筛选出中国潜在的文化线]俞孔坚等人利用文献研究方法和德尔菲法对国家层面上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了判定，认为我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由分属交通线、军事工程、自然河流与水利工程以及历史主题事件等四种类型的19处线性文化遗产提名组成。从时间上看，从先秦时期的古邗沟、驰道一直跨越至时期的滇缅公、红军长征；从空间来看，包括了我国陆地和海域范围内的所有区域。[13]此外，周剑虹、朱晗、顾风、谢青桐、王金伟、韩宾娜、朱尖、姜维公、罗庆华、周红、虞丽斌、席岳婷等人均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下，分别对时空分布不同的线性文化遗产就管理、开发利用、旅游参观等方面展开针对性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线性文化遗产的内涵。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大运河主要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８个省市。大运河开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至前484年吴王夫差在今扬州附近开挖了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使之成为大运河最早的雏形。公元605年，隋炀帝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开通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隋唐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不仅成为南北、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和海上“丝绸之”的枢纽。元朝定都以后，为了北方粮食安全和便于军事，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横向运河裁弯取直，修筑成以元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明、清两代对京杭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重新疏浚开挖，其基本形态和未发生大的变化。不过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以轮船和火车为代表的新型运输工具进入中国，京杭大运河不可避免的了。1904年，清撤废漕运总督。1911年，津浦铁全线贯通，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功能逐步废止，山东以北地区的运河基本失去了航运功能。中国大运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浙东运河，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西起杭州，经过绍兴向东至宁波甬江入海。浙东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山阴故水道。南北朝时期，浙东运河的形制基本成型。南宋定都临安后，对外经贸关系十分重要，浙东运河成为当时对外交通运输的重要航道，航运条件和繁荣程度均达到鼎盛。[14]中国大运河是古代农业文明时期人工运河的杰出典范，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方面的卓越成就。大运河是由中央投资开凿、管理、的工程，体现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大运河流经之处，不但孕育了一批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而且留下了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综上所述，中国大运河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从正式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到成功入选历经8个春秋。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同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我国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位列其中。2007年4月，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做好大运河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通知》。2008年3月，大运河沿线个城市成立“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会议达成并发表“大运河与申遗扬州共识”。2009年4月，大运河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大运河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工作制度》、《大运河和申遗2009—2010年工作计划》等文件。2011年4月，首批大运河申遗预备名单对外公布。2012年9月，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世界运河大会上，来自大运河沿线个城市在扬州共同签署《大运河遗产联合协定》。2013年1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标志着大运河申遗进入最后冲刺阶段。9月，国际专家对大运河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成功登陆世界遗产名录。[15]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16]
关于中国大运河管理的法律主要来源于三个层面，分别是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部门和地方条例规章以及各类管理规划。在国家层面，大运河由于内在的特殊性，其管理受到《文物保》、《水法》、《土地管理法》、《保》、《城乡规划法》、《水土保存法》、《防》、《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以及《文物实施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条例》、《河道管理条例》、《防汛条例》、《水文条例》、《航道管理条例》、《风景名胜条例》、《自然区条例》等多个行规的约束和指导。以上法律条例的实施主体，分别隶属于文物、水利、国土、建设、交通、环保等多个部门。在部门和地方规章方面，大运河管理的相关主体部门，均按应职权、管辖范围、部门和地方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和办法。其中与文物管理相关的主要有文化部颁布实施的《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大运河遗产管理办法》以及各地方依《文物保》制定实施的文物条例。《大运河遗产管理办法》于2012年10月施行，是专门针对大运河管理的部门规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其他与大运河相关的部门和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不再一一描述。在大运河管理规划方面，国家文物局从2008年展开大运河规划编制的编制工作，并对规划的编制规范、标准、要求、任务等进行了明确。2013年《大运河遗产和管理总体规划》和《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正式颁布实施。同时，大运河遗产省级和市级规划也经所在地方批准公布实行。这两个《规划》对中国大运河的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对遗产的价值评估、措施、展示利用、管理机制、等进行了，是大运河遗产管理工作中最直接的指导性文件。
为加强和做好大运河和申遗工作，2009年4月，大运河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召开，会商小组由国家发展和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文化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测绘局、国家文物局、教科文全委会、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办公室等13个部门和、天津、、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直辖市相关领导组成。会商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文物局。按关要求，大运河沿线各相关省市人民也分别成立了本辖域内的大运河和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市分管领导担任组长，与大运河相关各部门领导任组员，大运河和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般设在该省市文物局，全面负责大运河和申遗的各项工作。大运河沿线各市县也成立相应组织机构，负责该辖域内的大运河和申遗工作。由此，自上而下形成一整套大运河管理的行政体系。其管理的行政结构（见图1）
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主要包括“四有”工作、监测档案管理系统等。根据《文物保》的相关要求，四有是指“划定必要的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按照国家文物局下发的《大运河与管理总体规划》、《大运河文化展示与标识系统设计指导意见》和《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界桩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要求，大运河沿线各相关省市逐步加强和完善了基础工作。以大运河天津段为例，在申遗期间，天津市文物局根据《大运河天津段遗产规划》划定相应的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运河沿岸树立国保标志约20处，落实专门的管理机构。委托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建立大运河遗产档案室，实行专人负责专人管理，并不断搜集、完善各类与运河相关的档案资料。大运河沿线各相关区县文物部门也按要求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本区域内大运河的“四有”基础工作。同时，天津市文物局还在北运河桃花堤段和南运河杨柳青段分别树立大运河遗产展示标识各1处。在全长71千米的申遗河段沿线处。
大运河的遗产监测系统最早是由大运河扬州段开展实施的。大运河扬州段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主要包括6种功能，分别是资料管理、监测管理、预警处置、评估决策、参与、系统管理。同时设置4个数据库系统，主要是遗产信息、监测预警、决策支持、公共信息等。在此基础上，预留了与国家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平台的接口，方便数据的向上传递和备份。扬州大运河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基本涵盖了与大运河监测管理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设计合理界面友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移植性。201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中国大运河遗产监测和档案系统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对监测范围、监测指标、机构设置、档案管理、监测平台建设、监测数据获取、监测预警处置、监测情况、监测人员培训以及时间规划等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范，进一步指导各相关省市加强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建设。国家文物局在鼓励大运河沿线各相关城市建立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的同时，对没有能力开发的城市推广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通用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大运河遗产监测平台（总平台）。目前，中国大运河监测与档案中心设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国家总平台，各遗产区均建立遗产监测系统分平台。整个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共涉及监测工作机构41处，工作人员727人（不含监测协作单位人员）[17]。遗产监测系统在大运河申遗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大运河的管理、研究利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数据资料。
大运河的展示宣传工作也是大运河遗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大运河遗产和管理总体规划》和《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的，大运河遗产的展示总体布局为全线个重要点段，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况建立大型考古遗址公园、运河博物馆和运河服务中心，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景观等四个方面对运河遗产价值进行阐述。[18]在拟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项目中，大运河南旺枢纽已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抓紧实施中。据不完全统计，大运河沿线现有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杭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淮北市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无锡大运河数字博物馆等多个运河博物馆。此外，通州、山东济宁、江苏扬州等地也在积极筹备建立新的运河博物馆。另外还将规划10处综合服务中心，主要功能包括运河学术交流、小型文物展陈、参观游览展示、交通住宿餐饮等。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已经陆续开展了部分运河水上游览活动，将大运河蕴藏的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沿线优美的运河景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与游客的参与互动，感受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此外，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建设一批风景秀丽的运河郊野公园和文化景观设施，将改善运河和运河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遗产与文化惠民的双丰收。如大运河天津段沿线的武清区北运河郊野公园，红桥区桃花堤、“天子津渡”遗址公园，西青区御河景观等不仅美化了天津的城市，也是为提供了一个展示运河魅力、体验运河文化、了解运河历史的公共文化平台。
除了硬件设施的展示利用以外，各类在大运河管理的宣传上不遗余力。2012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杭州市运河综保委及浙江卫视拍摄中国大运河申遗宣传片。该片通过“创造、、的遗产”三个篇章，全面展现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面貌，成为申遗工作的一个亮点。此外、江苏等拍摄的一系列大型人文纪录片如《中国大运河》、《大运河》等节目陆续上映。扬州作为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所在地，连续多年利用世界运河大会和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等机会，广泛宣传大运河和申遗工作。大运河沿线各地也纷纷开展与运河相关的宣传活动，如扬州出版《诗画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史略》等研究著作，组织百名中外画家画运河活动，杭州歌舞剧院筹备演出《遇见大运河》大型歌舞剧，通州组织运河沙雕活动，天津组织大运河骑行宣传活动、举办《流淌的运河—中国大运河图片展》等等。大运河沿线各地一系列展示宣传活动，不但增进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运河、热爱运河的意识和自豪感，也为大运河和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的群众基础。
中国大运河作为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其与管理具有诸多难度和挑战性。国外众多与大运河相关的世界文化遗产，在管理过程中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通过相关的研究和比较，本文对英国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法国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和里多运河（Ridueau Canal）的管理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有益于大运河管理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哈德良长城位于英格兰境内，始建于公元122年，全长约120千米，包括城墙、瞭望塔、里堡、城堡及道等附属物。哈德良长城是在罗马帝国占领时修筑的，是一条由石头和泥土建构的横跨大岛的防御工事。从建成到荒弃，哈德良长城一直都是罗马帝国的西北边境，显示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强盛及当时的、军事战略。1987年，哈德良长城成功登陆世界遗产名录。哈德良长城的与管理工作非常复杂。它、不相连续地处于英格兰北部的3郡12县和2个行政区，90%以上地段属于私人地产，管理工作因而涉及50多个机构和700多名私人业主。而且，不同地段的地貌也大不相同，从西部的盐沼到中部壮观的丘阜再至东部人口稠密的城市，对哈德良长城的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英国各级在哈德良长城的管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英国早在1880年代开始，就介入哈德良长城的工作。1920年，英国制定《古迹与考古地区法》（Ancien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Areas Act）并于1928年将哈德良长城置于该法的之下。1996年哈德良长理规划（1996-2001）编制完成，是英国第一个完成管理规划的世界遗产。2002年、2008年分别进行第一轮和第二轮修编。[20]哈德良长理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世界遗产及背景说明、遗产地相关利益分析、建筑评估及重要性陈述、对上轮规划的评估、影响世界遗产地的管理问题、政策、行动及规划实施6个方面。哈德良长城目前的世界遗产边界和缓冲区是1996年第一轮管理规划确定并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97年通过的。2002年和2008年的规划均对遗产地的范围进行了调整，以加强对哈德良长城的管理。哈德良长城的管理涉及到国际、国家及地方、国家及区域性组织、地方社区等多个利益群体的利益。产权和利益构成的复杂性以及其自身的地域分布为其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为此，解决办法是建立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一是成立哈德良长理规划委员会，由30多个利益相关组织的代表参加，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与管理的各项事宜，制定和通过相关、档案、研究、展示等相关政策和实施标准等；二是管理规划的评议和公示，规划需向公示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后视情调整；三是强调参与，接受的监督和意见。在展示利用方面，哈德良长城利用博物馆、遗址展示、国家小道（National trail)、主题活动等方式向推广哈德良长城及沿线的古迹遗址和自然风光。此外，还成立哈德良长城遗产有限公司（Hadrian’s Wall Heritage Ltd.)负责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如2008年举办名为“哈德良：帝国与冲突”（Hadrian:Empire and Conflict)的展览、2009年举办“活态的边界”（Living Frontier)、2010年“哈德良长城”（Illuminating Hadrian’s Wall)等活动，不但宣传和展示了哈德良长城的魅力，也为遗产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21]
米迪运河位于法国南部，也叫南运河或两海运河，贯穿地中海和大西洋。米迪运河由5部分组成，分别是240千米的主河道，36.6千米的支线河道，两条引水用的水源河道及两小段连接河道，合计360千米。米迪运河上有328座各类船闸、渡槽、桥梁、泄洪道和隧道灯建筑工程设施。米迪运河在法国易十四时代获准修建，1666年至1681年在工程师皮埃尔•保尔•里盖（Pierre Paul Riquet）的监督下建成。1686年至1694年在沃邦（Vauban）的监督下，又进行了包括黑山给水系统（Mont Noir）以及圣·费霍埃尔大坝（Saint Ferréol）的加固扩建工程。[22]米迪运河是17世纪欧洲最宏大的土木工程之一，代表着内陆水运技术在工业时代杰出创造。199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世界上首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政策法规方面，米迪运河适用的法规是《公共水域及运河条例》，该条例管辖法国境内所有水道。条例中设有专门章节（第236-245）米迪运河的管理，米迪运河也是《条例》中唯一一条享有专门章节的法国境内水道。其中第245条了运河管理部门和沿线乡镇对运河的和职责。米迪运河上早有若干设施在1913年的中被列为历史纪念物，还有若干遗址和景观也在1930年的中列为受遗址和景观[23]。申遗成功后，虽然没有出台针对米迪运河的新的法律文件，但颁布了许多管理章程用于规范运河遗产管理。这些管理对运河驳岸、沿线景观、构建筑物、运河工程等方面做了详实的阐述和规范，使运河的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作为最早的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遗产，米迪运河在申报中并未制定专门的管理规划。由于米迪运河流经区域之间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很难找到一个划定区划的临界标准，所以现有的缓冲区的仅限于运河沿线乡镇范围内，以便进行有效管理。缓冲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运河沿线平方千米）、运河分支沿线平方千米）和引水渠沿线平方千米）。米迪运河的永久财产权曾在1666年授予设计师里盖及其继承人，1897年国家将其回购。目前，国家是米迪运河的所有者，而具体的管理、和开发运河的活动是由国家和地区两级管辖机构来进行管理的。国家层面上，法国国家航道管理局负责运河水利工程维修、建造和运河周边的商业开发，保障河道有关法律法规的施行和内航运输的组织；国土设施交通整治部主要负责水通管理和监督。法国部监督运河建筑和景观遗产的确定和归类，文化部及其地区文化事务管理处负责和管理已经被列入历史建筑物（Monuments historiques）的运河周边的市政建设、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等。在地区层面，以上各部的下属单位负责运河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24]米迪运河所在的地方不是运河的所用者，所以不对运河的管理负责，不过有些会对运河的维修和整治提供部分经费。在展示利用方面，法国米迪运河沿线风景秀丽，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游客人数上涨了20%。同时开辟多种水上游览航线，如兰冠线（Crown—Bule Line)、行家之旅（Connoisseur)等，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游船甚至可以自驾船游览。[25]运河流经地区分布众多教活动遗址，同时也是法国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区之一，在线设计上将以上资源合理配置，更加丰富了运河遗产旅游的文化内涵。
里多运河位于安大略省，北起，南至安大略湖畔的金斯顿，全长202千米，是连接大西洋和五大湖区的重要水上通道。里多运河1826年至1832年由海军上尉约翰·柏（John By)设计修建，方案引进了当时欧洲先进的雍水系统（Slackwater system)，是19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之一。里多运河2007年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其主要涵盖202公里长的主河道和河工设施，包括74座坝和50座闸，12座桥，33座闸站管理人员住房，以及若干相关考古资源，与运河历史（军事）价值相关遗产元素为4座防御堡垒。[26]根据《里多运河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和《里多运河国家历史遗址管理规划》对运河价值点的论述，里多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以技术和军事价值为主，经济、社会、景观、生态及其他方面与之共同形成具有层级关系的价值系统[27]。在管理的法律层面，里多运河主要适用《安大略遗产法》、《土地利用地方法规》、《水下及岸线工程政策》、《历史运河规章》、《纪念物整合清单》、《评估法案》等。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调整与里多运河密切相关的本体及文物、生态系统管理、土地开发利用等方面，确保运河遗产的可持续发展。1952—1953年里多运河成为国家历史遗址和纪念物，建立遗产区，并每年1/3运河的资产得到彻底检查[28]。规划主要是建立运河遗产长期的、战略性的和管理目标，制定参与的法律政策体系，确保遗产的完整性，指导公共使用的合。管理规划的原则是对历史资源景观特征、航道价值、旅游和娱乐资源进行，提供高品质设施服务以及岸线的开发须尊重历史和景观特征。[29]里多运河的所有者为，缓冲区内的土地既有公共用地，也有私人用地。公园管理局负责编制里多运河遗产的管理规划、制定长远的计划，确保遗产的价值得到与展示。安大略省负责邻近遗产的土地与利用，通过立法处理土地规划与文化遗产及周边的关系。运河沿线市依法有权制定当地的土地利用和发展规划，河岸的完整性和两岸土地的自然特性。公园管理局直接参与运河沿线市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的制定。[30]在展示利用方面，里多运河建有专门的运河博物馆记录运河修建的历程，运河沿线建有风景秀丽的里多步道（Rideau Trail）和运河公园供人休憩游玩。此外，里多运河还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春、夏、秋三季均可乘船游览，冬季则是著名的滑冰场所。在开展水上旅游的同时，里多运河沿线各地还利用丰富的文物遗存，展示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运河的参与性和趣味性。
通过对以上三处线性文化遗产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虽然在文化内涵、遗产类型、景观风格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们在管理方面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供借鉴和学习的。首先是在法规规划方面。虽然以上三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并未出台专项的法律法规进行，但依然能从已经颁布的法律中找到相应的管理依据，有的还是在法律条文中专门进行了。它们的规划在制定的时候，充分考虑了文化遗产的动态发展因素，故基本每隔一段时间均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公示。在管理机构设置方面，基本上是以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按照各自职能进行管理，同时建立必要的协调沟通机制，鼓励参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在展示利用方面，均根据实际开发出适合该遗产的展示、旅游、宣传活动和产品，让社会大众在理解认识享受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为遗产所在地和所有人成重要的的经济收入源。
与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相比，成功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无论是在体量规模上，还是遗产构成和类型方面更加庞大和多元。全长1011千米的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河段和58处遗产点，贯穿8个省市，涉及中央、省市、市县等多级及相关业务部门，其管理、沟通协调的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大运河南北差异巨大，保存现状参差不齐，既有地下遗址，又有地上遗址，还有在用遗产，其现状功能中既有排污泄洪通道、又有景观河道，还有交通运输航道。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曾讲过，中国大运河是我国47项世界遗产中难度最大的。因此，如何做好中国大运河的管理工作，让这处来之不易的世界文化遗产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成为福泽当今和后代的文化盛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中国大运河点多线长面广活态，其管理工作涉及的地方和部门众多，协调沟通难度大，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中央层面制定一部专门属于大运河的法规或条例。事实上，作为我国最早登陆世界遗产的线性文化遗产长城，国务院已于2006年通过《长城条例》对其进行全面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为遗产类型更复杂、管理难度更大的中国大运河，也亟需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使之成为大运河遗产管理的行动准则，让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制度层面上确保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法律制定中，要充分考虑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切实将运河本体、沿线遗址、生态、历史风貌等涉及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考虑进去，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与水利、航运、南水北调、城乡建设等工程项目的关系。大运河沿线的各省市和也要根据自身辖域内的大运河特点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大运河规章条例。据了解，山东已于2013年出台了《大运河遗产山东段管理办法》，对管理体制、管理对象、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参与和违法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成为运河遗产管理的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中国大运河遗产的管理机构在纵向上根据行政级别实行委托——代理模式，在横向上则表现为多部门间相互协商，体现了我国行政管理中以纵向分级管理和横向分部门管理的特点。这种管理模式其沟通处置的效率较低，而且由于条块分割和利益义务交织，很难对大运河进行长期有效合理科学的管理。界各遗产先进国，一般都建立有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专门负责遗产的工作。[31]因此，国务院成立大运河遗产管理的专门性常设机构，由文物、水利、国土、交通、环保等部门联合组成，制定与大运河遗产相关的管理规划，建立管理指标体系，加强对各地大运河工作的管理监督检查力度。如有条件，大运河沿线各地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如有难度，按照文化遗产属地管理的原则，地方须切实担当其辖域内运河的管理职责，妥善处理好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各省市与大运河相关的部门按照业务职能在的领导下，建立大运河长效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不定期召开大运河管理的会议，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由点带面的快捷高效的行政体系。
通过8年的大运河申遗工作，关于中国大运河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取得了丰硕。尤其是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研究专著的问世出版，极大丰富了大运河遗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各省市县文物专业部门收集整理了大批大运河基础性资料，建立了大运河遗产档案中心或档案室，有的还进行了电子化处理。不过，对于大运河的研究总的来说，精细化还是不够。许多研究宏观上定性的多，微观上定量的少，描述事实的多，分析解决问题的少，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多，工程技术探索的少。事实上，在大运河遗产的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认识还很不够，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文化内涵、科技水平、施工工艺等方面还知之不多，一些历史信息存在资料不全甚至是认识错误的情况。因此，进一步加强大运河遗产的基础性研究，开展与大运河遗产相关的调查走访，真正摸清家底，通过资料整理、实地考察、考古发掘等多种手段，切实解决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
目前，大运河遗产监测管理系统已经开始运行，但是大运河沿线监测工作的开展情况参差不齐，还没用完全发挥出监测管理的作用来。因此，加强监测管理系统的制建设，使监测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做好监测数据的采集工作，加强各数据提供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必要时成立各部门联合的大运河监测预警信息中心，落实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建立监测管理的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加大对监测数据的分析整理工作，实现信息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互通共享，将研究作为大运河管理的决策依据。完善大运河监测预警平台的服务和宣传展示功能，及时向社会大众发布运河遗产监测报告，发挥和对大运河管理工作的监督功能。此外，还要通过监测系统了解并督导大运河沿线各地的管理工作，确保大运河规划、本体、治理等工作落到实处。
中国大运河在申遗成功以后，有些地区对运河的管理工作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原先整治过的河段重新堆满垃圾、污水横流，一些地方在大运河缓冲区附近开发房地产，了运河沿线的景观和谐，还有些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运河实施建设性，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了大运河管理上存在的缺位，也反映了大运河遗产制度上的缺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并不是登录以后就高枕无忧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有着特殊的管理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对管理不善的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因此，有必要建立大运河遗产制度。对大运河遗产本体及周边、未按照大运河遗产规划要求进行违规建设的行为要列入名单并限期进行整改，同时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当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只有1011千米、58处遗产点，其完整性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实际上，中国大运河包括了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合计2700多千米，还有很大部分并没有成为世界遗产。因此，对未列入世界遗产的大运河适时启动后续申遗工作。按照《大运河遗产与管理总体规划》的要求，抓紧时间进行修缮和整治，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做好和管理工作。同时，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将申遗成功的好的做法和有益经验向未列入世界遗产的运河地区传授和分享，从而早日实现中国大运河全线成为世界遗产的目标。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目前，大运河沿线各地已经建立起了许多运河博物馆、运河公园、运河廊道、运河景观和运河文化设施等，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运河游览，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合，使运河遗产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了体现。各地的传媒机构也深入报道宣传大运河，在社会形成了一股“爱我运河、护我家园”的良好氛围。在今后大运河展示宣传方面，继续做好大运河遗产展示设施的建设，实施一批反映运河历史文化价值的惠民工程，让市民更多的接触运河运河运河。继续通过新闻大运河历史、文化和科技价值，增强运河文化的感染力、凝聚力和亲和力。鼓励和组织各类大运河遗产的宣传活动，扩大运河志愿者队伍。适时建立大运河世界遗产基金，呼吁全社会参与到大运河中来。
[①] 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2页。
[⑧] 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3页。
[⑨] 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3页。
[⑩] 余：《国外线性文化遗产与利用经验借鉴》，《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第29页。
[12]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潜在资源和发展状况——大学—国家遗产中心近期研究》，《南方建筑》2011年第5期，第22页。
[13] 俞孔坚、奚雪松、李迪华、龙、刘柯：《中国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构建》，《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第13页。
[20] 杨丽霞：《英国世界遗产地哈德良长城管理的——兼议大运河申遗及管理》，《华中建筑》2010年第3期，第171页。
[21] 、吕舟：《世界文化遗产与城镇经济发展》，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231页。
[22] 万婷婷、王元：《法国米迪运河遗产管理解析——兼论中国大运河申遗与管理的几点》，《中国名城》2011年第7期，第54页。
[23] 于冰：《法国米迪运河考察记》，《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31期，第109-110页。
[24] 万婷婷，王元：《法国米迪运河遗产管理解析——兼论中国大运河申遗与管理的几点》，《中国名城》2011年第7期，第55页。
[25] 李博：《法国易十四王朝的荣耀——米迪运河》，《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1期，第59页。
[26] 周珊：《里多运河的》，《城市时代，协同规划——2013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7] 陈怡：《里多运河申遗研究——兼议其对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借鉴》，《建筑史》2009年第2期，第172页。
[28] 刘伯英：《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工业遗产》，《工业建筑》2014年第1期，第184页。
[29] 周珊：《里多运河的》，《城市时代，协同规划——2013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