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及其背后隐含的学术评价体制的整体性缺陷，引起社会的深度讨论。本文提示我们，这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其广泛存在于国际学术评价体制之中。时髦的学术词汇、进步的政治立场成为论文审议的重要评判指标，严肃的理论观点往往被门外汉的呓语了光彩，投机者和造假者日益取代真诚的学术研究者，站在了学术舞台的中央。本文作者就此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作出了深入分析，特此刊发，供诸君思考。
10月2号，《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虚假新闻来到学术界》在欧美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人文社科学术圈中引发了热议。波特立大学的助理教授Peter Boghossian和他的几位同伴公开了他们精心筹备一年之久的学术恶作剧—— 他们把伪造的二十篇论文寄给人文社科领域的知名期刊，结果竟然有七篇通过重重审议得以发表。这些在作者看来用时髦学术词汇和进步政治立场包装下的论文有的在公园里观察到了宠物犬之间的 “文化” ，有的鼓励异性恋男性使用性玩具来克服同性恋和变性恐惧，还有一篇直接把的《》中的部分内容改编成为女权主义宣言。这些数据可疑、结论的论文能够轻易蒙混过关的事实再一次激发了大众对于人文社科部分领域严肃性与学术价值的和质疑。
之所以说再一次，是因为类似的学术恶作剧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并且轰动一时。1996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学术期刊《社会文本》发表了一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引力的转换诠释学》的学术论文。时任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的索卡尔把当代物理学概念和后现代辞藻随意拼接，牵强附会地当代量子引力是一门后现代科学，物理现实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和语言建构。被的《社会文本》编委会欣喜于物理学家的“投诚”，对这篇内容的文章照单全收。当论文是的之作的公布后，当时风头正盛的后现代理论颜面大失。索卡尔本人认为这个恶作剧成功质疑了某些“草率学科”的学术标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而更多的人没有这么客气。如果连该领域的专家都不能区分严肃真诚的理论观点和门外汉的呓语，那么我们如何能严肃对待这种学术话语？后现代理论的晦涩名词和浮夸风格被视为“的新衣”，背后的是研究者的与学术内容的无意义。
因为同样是基于对激进社会建构论以及后现代话语的模仿与，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学术恶作剧被众多评论者在第一时间视为索卡尔事件2.0，但两者的内容和其实有着很大a型血人的性格的差异。索卡尔事件的核心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话语的跨界问题。它所质疑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文学者在对自然科学常识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是否有资格随意挪用当代科学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或者高高在上地评判自然科学内部知识的有效性。虽然索卡尔事件的发生坚定了很多科学主义者把全部后现代视为“垃圾学术”的，但无论考察索卡尔自己的初衷，还是他事后出版、名噪一时的《时髦的：后现代知识对科学的糟蹋》一书的内容，的目标都更多是后现代话语的外延（是否能够覆盖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式）而非其理论本身。索卡尔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揭露德勒兹、拉康、鲍德里亚等人自然科学概念和名词的事实，“并不否定他们除此之外的理论工作”。与此不同的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学术恶作剧没有通过引入外在的知识盲点而让后现代主义者蒙羞，而是在社会建构论主导的研究领域中，把方法可疑、观点偏激的陷阱掩藏在人文学者熟悉的学术话语和思辨方式中来实施的。这也使得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比索卡尔激进得更多：他们试图的不是激进社会建构论以及后现代话语“伸得太长的手”，而是人文社科领域内部受其影响的知识生产方式。
那么究竟哪些领域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在题为《型研究和学术》 的长文中，几位恶作剧的始作俑者详细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和。他们指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灾区是所谓的“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一个由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和理论组成的学术建制的松散集合。在他们看来，这种“型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通过性分析社会文化生活的细枝末节来诊断“基于身份的不平衡与”。 Peter Boghossian等人认为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刻意站在支持边缘群体（女性、性少数、黑人、非教文化的实践者等）的 “高地” 上，用怀疑论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用多元话语质疑科学的权威性，用“白人异性恋霸权”、“中心论”、“逻各斯主义”等理论工具不同声音，鼓吹反科学的知识和反主义的伦理观。正是因为这些病入膏肓的后现代话语和激进建构论导致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使得哪怕的研究只要投其所好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立场和目标是鲜明的，然而他们成功实施的学术恶作剧在多大成功上佐证了他们的却是一个问题。二十篇学术伪文七篇得到发表的结果，直接证明了人文社科部分领域的一些期刊在质量管控和学术审查水平上参差不齐。然而从这一点到证明“整个型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都有致命缺陷”之间还有很长的要走。在解读这一学术恶作剧的结果时，一个显然的对象应该是同行评审的质量缺陷。在索卡尔事件中，《社会文本》并不是一个实施匿名评审和外部评审的期刊，因此这一问题并不突出。而在当前的2.0版本中，很多可疑的调查设计、夸大的研究数据和偏激的观点表达在一些期刊的评审过程中没有亮起红灯，这一点显然值得重视。同行评审的质量问题和部分期刊学术标准的降低，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关于高等教育界发表压力、研究领域细分导致期刊过度增殖、评审体制和评审者待遇等诸多有意义的讨论。事实上，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类似的学术也确实引导加入这些讨论。然而遗憾的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却对此没有兴致。把问题归结为同行评审在他们看来是一个“错误的回答“，因为他们声称在所谓型研究领域之外的学术圈中，知识生产和审核都非常良好。
为了强调缺乏科学严密性完全是型研究自身的问题，Peter Boghossian等人对其他学术领域的信心满满也许不是一种有意美化，但至少也表现出相当的盲目。如果说人文社科的某些期刊在检测出真的“假论文”上存在漏洞，那些基于实验和统计、所谓“硬核”知识生产的领域同样受到如何检查假的“线年，John P. A. Ioannidis在他的著名论文《为什么大多数出版的研究发现都是虚假的》中已经指出了科学研究特别是医学研究——在Peter Boghossian等人眼中严格对立于型研究的严谨的学术活动——的知识生产过程存在严重漏洞。这些漏洞包括过小的样本量，过小的效应量，实验设计、定义和分析模式上的度，经济利益和甚至是研究主题的热度。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一半的研究发现要被划上问号。2011年，Joseph P. Simmons等三人指出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仅仅通过运用自己在实验数据采集、分析和报告过程中的灵活性，就能导致61%的概率错误零假设。换句话说，研究者很容易对一个错误的假设得出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触发了社会心理学持续至今并蔓延到医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重复性危机”。2012年，呼吁提高癌症研究前临床实验质量的论文发表在《自然》上，作者发现过去十年里号称标志性的研究结果只有11%能得到重复。2015年OSC在《科学》上发布对于心理学期刊上100项研究的重复实验，发现只有36%的研究能得出同样的显著结果。2018年对于10到15年间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的21个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重复实验，只有13个得到统计显著结果，而且显著性普遍只有原实验的一半。当然，实验无法被复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被复制也不意味着原来的结论一定错误，但Peter Boghossian等人试图通过他们的学术恶作剧在所谓的型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之间建立“非严密-严密”的二元对立显然并不成功。
一种反对的声音可能会说，不管怎么为这些被恶作剧的学科，连普通人都能看出荒诞的论文能够被发表就已经证明了它们的致命缺陷。这也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观点：“这样糟糕的论文，一篇都不应该被发表。”内容荒诞性和学术严肃性之间强烈的对比无疑是索卡尔2.0引发大众兴趣和关注的重点。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方面，Peter Boghossian等人似乎夸大了他们伪文的荒诞性。用来博眼球的关于宠物犬文化的论文被包涵了“要想训狗一样训练男人来”的观点，但事实上作者在文章中主动强调了这一观点在政治上不可行，随后仅仅在隐喻意义上进行了类比，提出在行为发生时鼓励旁观者挺身而出（类比狗主人主动宠物犬行为）等等；作者声称用拉康派分析理论证明了“人工智能是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论，但事实上文章中“拉康”一词仅在前言中出现了两次，“分析”一词仅在参考文献中出现了一次； “女性主义天文学”和“让男同学坐在地上，通过被羞辱来接受教育”等观点确实很有吸引力，但这些最终被没有被接受的文章并不能拿来证明任何问题。那些有兴趣阅读他们最终成功发表的几篇论文的读者，可能会遗憾地发现文章内容并没有被的那么夸张和惊人。另一方面，Peter Boghossian等人似乎低估了其他学术领域发表荒诞论文的可能性。宠物犬之间存在“文化”和人能够预测未来哪个更？2011年，康奈尔大学教授Daryl Bem在著名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感受未来：关于异常追溯影响认知和情感的实验》，在其中他声称他的实验证明了超心理学的存在。严肃科学领域的同行评审没有这篇文章的发表，但其他科学家们因为失败的重复实验而纷纷发起质疑。2017年，作为超心理学长期支持者的Daryl Bem含蓄地承认了自己对研究结果的：“如果你看我过去的所有实验，他们都是一种修辞工具。我收集数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用数据作为一种手段。”
当然，指出其他领域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回避自身问题的借口。被的型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弊病。正如科学研究者群体中普遍存在性（偏好能够验证假设而非否认假设的信息）和发表偏差（某项研究是否发表的决定受着该研究的结论影响）一样，人文学者的“立场先行”也危害着自身的知识生产。索卡尔事件早已表明，的文章之所以能吸引《社会文本》的编辑，不仅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更是因为文章对自然科学范式装模做样地解构和对后现代话语推动社会进步事业的褒迎合了编辑的理论立场，让他们失去了对学术文章应有的客观判断力。但Peter Boghossian等人试图通过“型研究“这样一个名词，对”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男性气质研究，酷儿理论，性研究，分析，种族理论，白人理论，肥胖研究，社会学和教育哲学“等十五个研究领域不加区分的进行整体否定，这样的野心大大超过了他们学术恶作剧所能证明的范围。其实早在去年，索卡尔本人在评论Peter Boghossian上一次充满争议的恶作剧——在某付费发表的水货期刊上发布“用概念性理解气候变化”的伪文从而性别研究整体——时，就已经指出：“这样的不能证明整个文化研究领域是无意义的，也不能证明这些领域的学术标准是松弛的。它只能证明某一个边缘期刊的编辑在智识职责上有所疏忽。”
一年后卷土重来的Peter Boghossian等人显然没有听取他们的先行者的忠告。“我们发现任何研究都可以成功，只要它符合正统并展示出对现有文献的理解”，“我们号召所有主要大学对这些研究领域（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后殖民研究，以及受影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进行彻底的审查，从而把生产知识的学者和生产建构论的学者区分出来”——这些结论与其说是从他们成功发表的七篇伪文中得出，不如说是他们自己 “立场先行”的结果。在理解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不同的理论倾向，对建构论的不同形态（社会的、的、激进的）也不作区分的前提下，Peter Boghossian等人提出的“性研究”无法反映一个分享典型性弊病的学科联盟。他们在渲染这类研究加剧社会和冲突的危害性时，却对于他们所列为的 “对客观真理的怀疑”、“对权威性知识的挑战”、“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聆听边缘群体声音和推动公共讨论上的有益贡献视而不见。几位作者过度引申自己的恶作剧结果来引导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行为，也让人疑惑究竟是谁在鼓励“政治”。如果看过Peter Boghossian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发言：“一个人为什么能为他的同性恋身份而骄傲？” 以及“为什么每个自认为是当代女权主义者的男性都瘦弱无力并且有糟糕的身体习性？”，我们更难相信否定型研究能够实现他所声称的“关于性别、性和种族的而善意的讨论”。
索卡尔事件2.0作为一个社会实验是富有意义的。虽然它的结果很难说展现了人文社科的部分领域受意识形态裹挟的愤愤不平，但它的呈现方式和所承载的政治却流露出某些私人的怨愤。它的发起者在实验开始前就依然他们会得到的结论，但却没有意识到这场学术恶作剧可能不仅仅了他们试图找到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