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是国家话语的国际实践工程。它经历了一个在探索中不断健全的制过程，从无序到有序，从分散尝试到统一规范，经历70年的不凡历程。通过70多年的国际实践，我国的中央文献外译工程围绕国家利益的目标稳步展开，机制日趋成熟，组织化、制、规范化，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国际话语空间的拓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选集》是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收录了在新主义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是中国取得胜利的不二法宝，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选集》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兴趣，尤其受到亚非拉国家及其政党、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他们在获得民族的过程中，高举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帜，致力于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殖民，谋求民族解放。在此情形之下，借鉴和学习中国胜利的经验就成为20世纪60、70年代一股世界性的潮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拓宽中国的国际交流空间，中央于1961年12月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中译外常设机构——著作翻译室，开始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选集》。中央还专门设立了翻译领导小组，为这一大型中译外工程提供制度上的强力支持。这一工程组成东语、西语两大翻译团队，涉及语种多达30多种。除了近120多人的翻译班子之外，还成立了一个由20多位国内著名学者组成的翻译注释组，负责为正文加注和各类答疑工作。另外，中央大部分直属单位，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一翻译工作。这一翻译工程的规模之大，级别之高，组织之严，是中国翻译史上史无前例的。著作的对外译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向外推介和大规模文化活动。
《文选》是理论的重要载体，是著作和讲话的选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新时期。为了响应时代的需求，决定编辑出版的重要文论和讲话，一方面为了对的思想理论进行整理总结，另一方面是对外展示当时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选编和汇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召开以前的重要文献，收集的讲话、谈话和文章等。
以后，外文出版社在中国出版界最早恢复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积极拓展国际版权贸易，一大批对外出版精品在这一时期喷涌而出。外文出版社出色完成了《文选》（1－3卷）、《文选》（1－3卷）的多语种出版工作，7个文版的党的、十七大文献汇编出版工作，《中国章程》外文版翻译出版工作，历年发布的各种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以及一批党和国家文件、文献、法律法规的翻译出版工作。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著作在海外翻译、出版和呈现几个特点：一是以英文为主的多语种翻译；二是国内外出版社同时推出各语种版本；三是与著作翻译相比，品种和形式略显单一；四是出版热潮随中国新形势的发展有减弱的趋势。这段时期的领导人文献的翻译，为世界了解、理解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和科学发展等打开了窗口，在不足的方面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了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发展道、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编辑了《习谈理政》，该书共两卷，议题广泛：从深化到经济发展，从文化到，从到社会事业，从外交政策到国防，从反到中国的领导能力等，全面呈现了习关于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理论观点、工作部署，系统回答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及中国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中国带领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逐步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何在融涵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基础上，提炼出解读中国道、中国实践的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力，是我们面对的迫切问题。《习谈理政》集中反映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话语内涵的有力体现和重要载体。国家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世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与施政方针，把中国道、中国方案、中国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习谈理政》对外译介，是中国第二次主动向外推介和的大规模文化活动。通过搭台、文化唱戏的方式，中国以自信的姿态真正走近国际舞台，拓宽了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
中央文献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也是对外翻译事业的重要内容，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发挥着基础与引领作用。通过对中央文献的系统化翻译，不仅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全面中国的理政、思，向国际社会规范、准确的表述，还可以大力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使国际社会更好地熟悉和认可中国的话语体系。
中央文献是中国话语翻译的核心内容。与其他文本翻译明显不同的是，中央文献翻译主要由母语为中文的所参与，由中文译成多种外文的翻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外宣翻译。与一般新闻报道不同的是，它不能一味地去迎合受众需求而失去立场，也不能为了追求某种效果而轻易改动原文本承载的独特内容。相反，中央文献是中国国家话语的重要载体，应该遵循“忠诚+意义等效”的翻译原则，要坚守立场、国家立场、文化立场、民族立场等，才能将独具特色的中国治理、主张、文化价值等完整地转换成其他语言，并有效地传去。
中央文献外译作为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文献资料，主要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与著述、党和的文件与工作报告、报刊等，它直接牵涉到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和国家、民族的立场和观点。
作为国家话语翻译的重要部分，国家领导人文献的翻译，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话语对播的主要手段，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文献外译是国家话语对播的国家工程，以翻译为手段，将中国特色的话语多渠道地传去，始终以国家利益，树立国家形象为根本准则。
中央文献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其对播的主要受众是对象国的家、党派人士、社会精英和学术研究人员等，他们在特定社会中充当着“公共”的角色，影响着社会的动向，甚至对所在国的动向和社会发展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策略和多样化的手段，获得这一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认同。当然，中央文献的目标受众还包括在客观上需要了解中国现状和发展实际的人群，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群体。我们在调查中央文献外译效果时，要锁定这一特殊群体，不能按照大众文学作品的参照指标来衡量中央文献的和接受效果。中央文献对播的受众不是普罗大众，而是窄众或小众（或特定人群）。这一点我们要在开展效果评价分析时区分开来，财神节是哪天不能混为一谈。不同的文本所针对的受众也不一样，正如类型文学一样，中央文献是一种针对特定人群而书写的类型文献。因此，在文献尤其是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不能轻易为了迎合目标读者本身思想内涵的准确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