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
5 杂交优势：即使是错，也错得别致、错得深刻
史景迁的套是寻求史学的新鲜改良和最佳结合。比如说，一.他寻找解读角度。记得我20年前认识的一位人类学家到了中国告诉我，他刚到中国时，雄心勃勃，说，他一个星期就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一个月后却感到只能写篇文章了。到了一年以后什么都不敢写了。似乎是对这番话的验证，我发现一段文学史的史料：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1919年曾来过中国短暂旅行。他仅在中国旅行四个月就写了三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而他却对他本人曾经厮守终生的某些欧洲国家从没有写过一部作品。你能说毛姆对中国比对欧洲更熟悉？—生疏感和隔离感对写小说和做学问都是好事，它有优势。中国人看俗了的材料他们往往能发现新奇之处。比如说，纵观史景迁的研究里并没有多么新奇的发现，他纵论的都是老问题，可是一经他点染却成了热点。中国人其实在那些话题上此前早有汗牛充栋的研究资料却引不起注意。盖因为传统不同，而阐释历史方法之不同却显得新奇。老树开新花，而最有趣的是这些新奇之处却往往能够返销到国内给国内读者以。歪打正着，以其昏昏使人，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学术的普及奇观。
二.理论不同。史景迁阐释中国历史所用的工具譬如理论、方法、术语甚或表述方式都不同于传统中国史学的立场，因而它容易产生理论上的杂交优势；即使是错，也往往容易错得别致、错得深刻。不止史学上，美学上的误读误释也往往容易产生某种递进的嬗变和歪打正着的绽放。这在中外学术交流上史不绝书。
三.史景迁解释中国历史的传统和师承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前面我们谈了史景迁的师辈和他的学习经验。很明显，史景迁完全是汉学培养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的师承有了全新的思。虽然成名以前他从没去过中国实地考察和体会，但他有众多深深了解中国、曾经跟中国人同呼吸共患难的一批导师。跟他的汉学前辈比，史景迁的幸运是他对中国文化隔，但又不完全隔。雾里观花花更妩媚，太实则功利考虑多，太隔则失去了交流的可能。史景迁幸好也是房兆楹的，这种际遇使他能熟悉和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套，因而今天他有跟中国学界和读者对话的可能性。
这样看来，我们的结论是：史景迁凭什么？他并不仅仅凭的是中国或中国史，他笔下的中国是一种奇异的，让中国人感到有些陌生的中国；这有着异国情调的中国史，正如早先清朝的从意大利人郎世宁的油画中读到的清宫和他自己的画像一样，是从别人的镜子中照见了的自己。可这里的“自己”一点都不比他在画苑里的那批中国工笔或写意画家满纸烟霞朦胧一片中给自己绘的圣像差，而且甚至感到郎世宁比中国画师的作品更像自己。
史氏的书在中国畅销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时下中国读者的好奇、跟风和附庸风雅。我们常常不是把老外想得太妙就是把他们想得太糟。大多国人总是错误地以为老外不能写好中国史。史景迁的例子是，好奇心使大家想看看这个老外如何侃中国，而读完了他的学界中人看到他就这么点儿本事居然就能这么成功终致忍不住，又免不了要跟他较较真儿。
6 平常心看史景迁：中餐西做的一个典型
窃以为，今天的史景迁现象不是坏事。世界上有更多人关注中国史，毕竟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有益。我们不妨以烹调为例来谈谈治学。其实，判断的饭好吃不好吃，食客的胃最准。好吃的，你不让他们吃他们也是趋之若鹜。不好吃的，不管你怎样大力提倡仍然难以成功。这条定律也适于文学和艺术。
史景迁提供给我们的是个中餐西做的典型。中国人读西典，喜欢外国情调，换口味可，改习惯难。积习难改嘛！最难改变的是中国胃，放心，我们的中国厨师失不了业的。这正如附庸风雅者偶尔吃西餐感到别致新奇，但是让他们天天吃、顿顿吃他们一定受不了。相信到欧美旅游的中国客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拿做菜来比喻做学问，我想，不在乎什么样的食材和餐饮习惯，而的确要在乎其和怎么做。换句话说，即使是中餐，满汉全席吃惯了我们也会腻烦。偶尔吃点子西餐会觉得很酷。但是吃多了也就知道西餐的套机械，另外，西餐注重用餐，在菜品上注重摆放。有时候，摆的功夫比做菜的功夫还见长，看着花哨，其实吃起来一般，甚至西餐有好多装饰物不能吃或者无须吃。吃菜前必须把它们先剔除出去。可是，别忘了，它们可是毫不含糊用你自个儿的真金白银买的。
这种重装饰的西餐噱头和治学的玩意儿被五四时期留洋的先辈不齿。他们认为西餐的价格上去了，味道却可疑了；学问上同理。那批五四时期的老一代学人都比现在大多数的学者有底气，他们敢说、敢人，因为他的旧学功底好，外文上也不含糊，比起今天的大多学人来，他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说话的本钱。
这就难怪他们并不像现在的年轻一代那样追捧史景迁。记得报载谈起史景迁，钱钟书对之颇有些微词。而我也记得十几年前史景迁在美国当红的时候，我曾跟史学前辈唐德刚先生谈起他，希望听听唐先生对他的看法。没想到唐先生说：嘿，别问我。对他，我没有看法。
没有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看法。当时我对他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有些诧异，毕竟，唐先生也是文笔优美的史学家。但我却记得唐德刚微笑了。他笑得很神秘，很意味深长。
（本文作者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曾著《史景迁》一书）
史景迁与华裔妻子金安平。后者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合肥四姐妹》、《孔子》等。
史景迁作品 （广西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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