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大昌,举世皆以发扬为图强之。在此时代之下,中国传统学术迅速衰落,在文教系统内逐渐边缘。与此同时,传统学术植根其间的伦理亦遭撼动,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光、宣之际,清廷诏开第三次博学鸿词科,意图提倡“中国文学”,扭转冲击下中国传统之学的式微趋势。主导此事者为张之洞,此举可视为其将“湖北模式”文教中重视经史文章的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在面临衰微之际的最后一次振作。然而取径的狭窄与过于明显的目的难以广泛的支持,加之背后的派系纷争,使得“词科”的筹办举步维艰,最终因张之洞的逝世而不了了之,这一传统“文学”的重振之举以失败告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话体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79)。
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
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澄等。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崩,遂寝。①
此次特科未能举行,故知之者不多,研究者亦寥寥,远不及康熙、乾隆两梦见参加结婚喜宴朝“博鸿”之声名赫赫。事实上,《清史稿》所云此事因光绪驾崩而中辍并不准确,因为在此之后仍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筹备,最终才因种种缘故中止。这次中途夭折的博学鸿词科在以引进为中心的晚清文教过程中显得异常突出,称得上是传统“文学”在新旧交变困境中力图振作的最后努力,其本身便彰显了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康、乾两次博学鸿词科的成就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成为以“特科”的方式破格求材的范例。盛世求材固为润色宏业,而当晚清社会危机加深之际,对卓异人材的需求更带有拯危济困的希冀。早在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沪报》上便《拟请重开博学鸿词科以甄拔通儒,复设观风整俗使以捍卫圣道议》一文,诏举博学鸿词科以求人材,“俾之各尽所长,实足救时文试帖之弊”②。后数年煊赫登场的“经济特科”,同样也是号称“仿博学鸿词之例”,以求取“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③。
刻值破格求材之际,山林隐逸不乏硕学通儒,而学堂造就人材又需时日,之见,可否请旨饬下会议政务处大臣,会同礼部、学部核议,上法圣祖、高遗意,特举制科,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孝廉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庶贤材无沉抑之患,既可辅学堂之所不逮,亦不致导空疏无用之讥。④
考其语意,系因国家急需人材,而学堂一时不能造就,模仿康熙、乾隆时期两次开“特科”之举下诏求贤,可以理解为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访求贤能的权宜之计。因此,政务处会议认为:
孝廉方正,重在实行,非可求诸文字考试;直言极谏,贵乎因事纳规,若取之试场,则可以预先拟作,摭拾空言……似两科皆无甚实际。惟博学鸿词一科,我朝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试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甚盛。且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应如何分析学问门类,如何荐举召试、量才录用之处,奏明请旨遵行。⑤
举行博学鸿词科得到了的允准。只是在政务处此片最后,特别注明:“惟此系专为提倡中国文学,各有取义,勿庸牵涉时务,以免混淆。”对照俾寿“考以经史、时务及各项专门科学”之语,是所请与所准有着不小的偏差,即俾寿原意为访求实际应用之人才,而政务处则置换掉其对“时务”的注重,将求贤的方向引向了较为务虚的“中国文学”。这种侧重点的变化一方面在使所试内容与博学鸿词科名实更加相符,另一方面将其定位为“保存国粹”,实也透露了对于设置“特科”更深层的用意。结合晚清文教转型的时代背景,对此可以有更容易的理解。
早在俾寿上奏的前三年,即光绪三十一年,清下诏罢废科举,专建学堂,其意乃在引入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此事的发展却大违初衷。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旨,就是察觉了“近世目论之士,袭泰西政教之皮毛者,甚欲举吾国固有彝伦而弃之,此非以图强,适以召乱耳”⑥的情况,欲对维持文化传统加以重申。然而此举收效甚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并未得到遏制。西化的教育模式“可忧多于可喜,可危甚于可安,可以为者难于可以勿为”⑦,时人诟病。更为严重的是,在教育体系内所占比重日增,“中学”则日渐式微,“学生所学,一以西人之学为旨”⑧,由此引发学界之中思想混乱,风潮暗涌,不仅有尽弃传统学术之势,甚至对当时的秩序也造成了。这一状况引起了朝廷的不安,廷臣接连上奏整顿学务。如御史姚舒密谓:“今之士子瞀惑狂悖,背君亲,裂名教,甚至平等、流血,甘为而不恤。请正学术以端士风。”⑨翰林院侍读周爰诹奏:“改科举为学堂,不足致乱,因废科举而并废圣贤之书,斯乱臣贼子接迹于天下。”⑩御史叶芾棠奏:“荒经蔑古,士风日嚣,请端学术以正。”(11)其集矢之点均在于学堂过度偏重,造成中国传统学术的衰微,进而导致士风浇薄、秩序混乱。
在对学堂办理不善的与质疑中,怀念甚至恢复科举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中书黄运藩以“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12)为由,请复科举。奉旨“学部议奏”(13)。令学部商议而非直接否决,这样的处理方式表明者在办学堂与复科举之间亦存犹豫态度,而这种无疑会对请复科举一派形成鼓励。次日,便传出翰林学士恽毓鼎有拟请特开恩科之奏(14)。随后又有李有棻条陈学堂规复岁科试(15)。除李有棻所奏因与学务过于扞格而未予理睬外,恢复科举与办理学堂并行的却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16)。只是此议遭到张之洞与袁世凯两位军机大臣的反对(17),张之洞更是宣布再有奏请复科举者,“即以莠言乱政例治罪”(18),明确表示对恢复科举之议的否决。
尽管恢复科举的未能成功,文教引发的问题确也引起了朝廷的。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慈禧太后颁布了一道措词严厉的谕令以示整顿:
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成法,创设各等学堂……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大为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学堂亦无此等……着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定章广为刊布,严切申明……责令实力奉行……总之,以圣教为,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着学部随时选派视学官分往各处认真考察,如有废弃读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19)
可见推行教育引起的一连串后果开始令最高者不满,而这种态度必然给主持晚清学务的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带来压力。作为力倡废科举、建学堂的首事者,张之洞与袁世凯均认为学堂为新政之基础,亦为强国之必需,因此在群言纷纷主张恢复科举之际能一力相拒。然而目睹中国传统学术的衰微与士人风气的趋新、躁动,身为者又不能。从其朝廷大吏的身份看,他们对文化教育这一“学统”的实为出于“政统”的需要,而当结果逐渐与初衷相违,自然会引起新的忧虑。尤其是张之洞,在1905年致学部尚书荣庆的电文中便谓“私衷忧惧,非止一日,非止一端,已到七八分,补救已甚不易”(20),所虑便在于传统之学的凋敝。而时隔数年,情形较前更为加剧,且由此产生的隐患更令其无法忽视。尽管对于传统之学的保存方式,在朝野上下,甚至者内部均有不同意见,但传统学术的衰微显然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可以说,科举不可恢复系恐妨碍新政,而传统学术的式微又带来文敝道丧的隐忧,或重振传统便成为执政者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俾寿请开博学鸿词科,得蒙朝廷将之纳入文教政策中,但却消解掉其中的“时务”因素,既可令复科举一派暂得慰藉,又不至给新政派留下口实,同时也借此表明朝廷重视维持中国文教传统之意,以期扭转士风,廓清思想。
博学鸿词科之议,有消息称俾寿此举系为讨好张之洞(21)。无论是否属实,张之洞对于此事确是颇为赞同(22),致使将他视为博学鸿词科的发起者与者(23)。
张之洞前半生虽以大力兴办新式学堂著称,但晚年却更重视传统之学的保存(24),在其所及范围内均有这样的倾向。如1903年,他受命会商学务而编成《奏定学堂章程》,虽与上年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均参考日本学制,但将《钦定学堂章程》中列在“文学科”之下的出来设为“科”,以体现首重尊经之意,同时又扩充“文学科”的内容,完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讲授。这种变更虽不为认可,但在张之洞的权威影响下仍然得以通过(25)。他对传统文学衰落疾首,屡言:“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熄之忧。”(26)“正学既衰,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27)这与政务处议准开设博学鸿词科之奏中“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的论调简直如出一辙。事实上,作为全国文教事业的决策者,张之洞在筹办博学鸿词科一事上也必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其欲挽斯文之将坠,适逢俾寿提议开设博学鸿词科,可以说正中其下怀。而将“词科”之议引向保存国粹、恢弘“中学”的道上,便是张之洞对俾寿原奏的巧妙改换。
此次博学鸿词科之考察方式,仍以康熙、乾隆成例为标准(28),旨在“搜求隐才,草莽不遗”(29)。但与康熙“词科”彰显圣主重文、乾隆“词科”点缀盛世升平不同,光绪博学鸿词科却是文化倾颓关头的存亡续绝之举。诚如时论所称:“欲亟除,力挽颓波”,并望“古学复兴而英才蔚起”(30),实际上被赋予了天下、文统之衰的,有着直接的功利目的。其称意在提倡“中国文学”,是将、史学、文学等传统学术均包含在内的(31),但在具体表现上仍以文学为着力点。今可考知被举荐参试“博鸿”的人员,有安徽、两江推举的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澄等七人(32),福建拟推举之林纾、吴增祺、严复、戴凤仪、张琴、林传甲等七人(33)。其中王耕心、孙葆田、姚永朴、姚永概、林纾、严复、戴凤仪均为桐城古文一派。吴增祺、林传甲文章学造诣甚深,张琴则诗、文兼善。可见,被举荐应试之人中以文学名世者居多数,且尤以桐城一派占最显著之地位。之所以在召试“特科”者的素质上有意凸显文学才华,正体现着张之洞本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衰落现实以及之道的认识。他认为:“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经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34)“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35)语言文字是传统学术的载体,要重振文化传统,文学成为当务之急。
在张之洞看来,传统文学为伦理之外在表现,而伦理又为之思想根基,彼此联结。通过对文统的规范来重振学统,进而恢复道统,其最终指向乃在政统。因此博学鸿词科之设,名为提倡中国文学、保存国粹,而其背后的真正动因是维持有利于的社会文化秩序。这便将其与当时轰动一时的国粹保存运动判然区分开来。当时倡言保存国粹最有力的“国粹派”,其关注之点固在传统之学,但“于泰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36),且认为“我国之所有而适宜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37)。故国粹派实将国粹之学的发展视为“的、可依据时势变迁和吸纳适宜于自身国情的其他文化因素而不断自新的过程”(38)。国粹派诸人固然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另一方面则“奉、斯宾塞的社会为无上的真理”,或许不如论者所说“表面上认同于中国文化,在实质上则认同的主流”(39)那么严重,但从其著作无论思想还是形式皆受学术方法影响来看,至少是中、西会通的。而张之洞领导的博学鸿词科则是自觉地站在了的。这从其一方面推重桐城派诸人成为应试主力,另一方面“此次考试鸿博,系为保存国粹,各卷不得参用新名词”(40)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召试特科的目标预设乃在于重新确立雅正的文学传统。
桐城派以其标举的“清真雅正”的文风为二百余年来的文章典范,对其推重本就着树立文学正则的意图,而“新名词”的又明确表示在语言形式上对新学语的拒斥。这样的标准显示了对于文学在审美与功能层面的要求,但这种固定风格的亦会导致将文学视为封闭的结构而使其失去自新之机。决策者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就张之洞而言,实为有意采取此种保守策略,因为他认为文学风气的转移与文教事业的兴衰休戚相关。如他所制定的《学务纲要》便强调:“中国文学一科……但取理明词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词华。”(41)而对当时已然出现的务新求奇的文风痛加挞伐,称应“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又谓:“近日少年,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舍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又若外国文法……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42)由此可见,这次召试“博鸿”而要求清除新学语对文体的污染,实与张之洞的一贯主张相契。
廓清西洋学语对中国文学的渗透以维持文体之纯正,并进而日颓之风教,实为此次“特科”的举办思,清晰地显示出藉此扫除文坛尘氛、重树“雅正”文学轨范的意图。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是张之洞将“湖北模式”文教经验中最富特色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推广的尝试,体现了他以文学为切入点进而恢复、中国文化传统的努力。如上文所述,其最终指向乃在于秩序。然而人物行之事,在具体操作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意志的印迹。各派力量交掣的晚清政局,这种由一派主导的必然会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阻力,因此隐现于背后的力量的交锋也就令“特科”的诏开难以顺遂。晚清大吏以兴办学务见称者,除张之洞外,还有袁世凯。此次举办“特科”背后的抗衡力量,即是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派集团。
张、袁二人虽在、军事上时有合作,然而却一直暗中较劲,互争雄长。谋求秩序之稳定,为二人之共识,但在具体施行方案上又各怀主意,时或龃龉。即以学务一事而论,《奏定学堂章程》为张之洞设计并颁行全国,然而却并未得到认线),这自然与学部高层如尚书荣庆、侍郎严修皆为直隶一派且对该章程不无微词大有关系。张之洞对此甚为光火,以致甫一接任管学大臣,便有整顿学部之举(44),而提倡博学鸿词科,亦可视为其整改学务计划的一部分。只是这种整顿的推行并不顺利,博学鸿词科的举办同样步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见难以统一。“据学部人云,举办‘博学鸿词’一事,系张文襄所发起,枢府、学部诸公均不甚赞成”(45)。而学部尚书荣庆甚至对此举公然表示,云:“日前由枢臣与学部尚书荣相国提议举办博学鸿词之事,闻相国之意颇不赞成。据云此事固为保存国粹起见,然恐士风趋重浮文,轻视实学,殊于教育大有关碍。”(46)即此可知张之洞推行博学鸿词科所面临的内部的掣肘。
几个月后,首请诏开“特科”的俾寿便在京察中被以“声名平常,未孚众望”(47)为由发回原衙门行走,受到了处分。而事实上其之所以被打击,就是因为请开博学鸿词科(48)。随后又有与直隶派关系密切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停试“博学鸿词”(49),其奏折虽被“留中”,但也显示清廷内部对于举办“词科”仍是异见重重。
不仅朝廷如此,民间对于筹办博学鸿词科同样着质疑的声音。晚清文化政策的主旋律是兴实学、办学堂,从改八股为策论,到停废科举、兴办学堂,效法规划新学制,十几年中不断弃旧迎新。而忽有效法前代拟复“特科”以提倡传统文学之举,这在已经习惯了西化变革并憧憬由此民富国强的人群中必然会激起不小波澜,一时议论纷纷,皆以为旧学不足用。如有人指出:“丁兹竞争时代,无教育不可谓国民,岂工文章而可为……何居我国当轴者,操吾民之权,居同国休戚之地,乃眷眷于博学鸿词科哉?”(50)甚至有人暗讽此举系为科举招魂:“不谓在廷耆宿,罔知朝廷用意之所在,相与希旨望风,妄为尝试,以致所谓经济特科,所谓孝廉方正科,所谓博学鸿词科者迭起环生,不一而足。而影响所及,在下者复推波助澜,务以挫学堂进步之机,挽科举垂绝之运。”(51)指出所谓博学鸿词科,“名为提倡文学,恐反有文学之忧;名为搜罗人才,恐更蹈搜罗骨董之诮”(52),尽显犀利之刺讥。张之洞本人也因晚岁倡保国粹与前半生力兴实学不同而被讥为“两截人”(53)。
作为晚清学务的主导者,推行新式学制一直是张之洞勠力不移的方向,因此他自然不可能有恢复科举的意图,这从其对待请复科举一派的严厉态度即可知晓。他始终认为“新学”与“旧学”可以并存,强国富民之道自以“新学”为佳,但维持社会风教亦不能废“旧学”之传统,“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54),但这样的用心显然并不为多少人所能理解。
尽管也有人从旧学衰微导致风教沦夷的角度对博学鸿词科的开办持认同意见,如谓:“文明开化之国,未有不宝贵其本国之文艺、学术,相与研究而诵习之者也……吾国自废科举、改学堂以来,类皆弁髦古学……轻弃祖国,外人,爱国心必因此而薄弱,于吾国之发达大有影响……则开博学鸿词科为不容已也。”(55)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文化碰撞之际,社会由传统朝向现代转型,传统秩序随着旧制度的变革而逐一崩溃,则赖其的文学传统又何能独完?对于多数人而言,在于文明强大之余,唯思努力效法以接踵其后,甚至认传统文化为致弱之源(56)。更有甚者,因流播对秩序的,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被视为新机发动的预兆(57)。而官员们对此事的因循拖延同样表明他们对这种“逆时代潮流而上”的做法并不支持,故学部虽通咨各省举荐应试博学鸿词科的人才(58),但响应者寥寥。虽经张之洞屡屡催保(59),各省仍迁延依旧,以至于原定试期不得已一再展缓(60)。而自宣统元年(1909)六月初四日张之洞因病告假,朝中便无人再主持此事。至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去世,此议遂罢:
以博学鸿词科各省保送者甚属寥寥,现时经、文各科大学已将次开办,博学鸿词未便再设一格,转使士习多歧。因拟决定将该科实行停止,不日即行具奏矣。(61)此时距张之洞去世仅仅五十天,可以推想,其草草结束与荣庆等人重掌学部不无关系(62)。
博学鸿词科未能成功举办,张之洞重振中国文学的愿望也一并落空。但其在大昌的时代能觉察到西盛中衰所产生的流弊,并进而力图补救,则不能不说具有前瞻眼光。而随后发生的事实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担忧。宣统二年二月,分科大学正式开办,经、文等学列为众科之一,然而学生寥寥,几有不足额之虑(63),且学生国文水平亦较差(64)。此由时人对传统学术的价值视如敝屣,有人甚至称:“青年正当浚瀹其新思想,发展其新议论,而反使之埋头故纸堆中,以求所谓古文学者……此线)在这种趋新风气影响下,传统文学日益衰落,当时的学术名家恽毓鼎在评阅学生国文试卷之后,亦不由感慨:“廿四卷中,粗为清通顺适者,两卷而已。斯文至今线)即此可知传统学术凋敝之,亦可见张之洞等人的道丧文弊之虑实非无因。
“博学鸿词”之议虽未能如愿引领时代的文化,但适逢“保存国粹”呼声方兴未艾,又经历长达一年有余的筹备时间,因此对当时的文化仍具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相关书籍的热销:“《词科掌录》一书,目下厂肆需二十金,近因开鸿辞科,其价更昂。”(67)“《四库全书提要》……诚艺林之总汇也。现议开博学鸿词科,非得此无由考镜。”(68)与“中学”相关的书籍也在销量上有所提高,而新学书籍的销售则出现下降。1909年有人曾对书籍销售情况做过调查,谓:“尝与各地老书肆中人过从,相谈询其旧书之销如何。彼等尝曰:‘自有学堂,《论语》《孟子》诸书销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又闻诸新书肆中人云:‘各种教科书之销,以丙午之春(即停科举之翌年)为最佳。自是至今,江河日下,大有不可终日之势。’”(69)书商的闻风而动说明在此前后,以博学鸿词科为代表的重振传统文学的举措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透露了另外一面的信息,即振兴传统文学与发展实学没有能够做到张之洞所期待的“并行不悖”,而仍旧保持着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新、旧双方以相互对抗而非相互融合的面貌呈现,其间难以弥合的界限注定解决分歧只能靠一方战胜另外一方。在破旧立新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晚清,这种不可调和的态势似乎早早便为议开博学鸿词科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光、宣之际的博学鸿词科,正是在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有感于传统学术的衰落所导致的民族文化特性的沦亡之危,意图用举办“词科”的方式来振兴“中国文学”,抵御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冲击,纠正当时文教政策过度重视新学所产生的社会弊端,进而的稳定。其实施方案即以文学为切入点,通过对“清真雅正”文学典范的推重,抵制文学领域淆乱文体的革新风尚,以维持中国的文、道统绪。进一步而言,也是用文化的体认来化解政体的变乱危机。然而在传统不断消解的文化中,依靠“博学鸿词”这一古老的科举名目来振兴传统,以文学为重点选择与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学变革风尚的对抗,本身就存在取径过于狭隘的缺陷。这种过于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也使得这场博学鸿词科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更由于其根本目的旨在飘摇的,即使其一再此举为“当时急务”,也仍显得口号与目的之间存在差异、缺乏高屋建瓴的文化导向意义。因此,同样是在“保存国粹”的口号下传统文化,与民间国粹派相比,诏开博学鸿词科就显得比较保守。这种以封闭、保守且具有排外性的方式重振中国文学传统的举动,尽管用心良苦,但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只能在其自设的壁垒中失败。一百年前国人留下的教训,对今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颇有意义。当此中华传统文化再次站在时代认同的前沿之际,我们要正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如八十多年前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70)如此呈之态势,各取所长、消解异质、相互融合,才是文明对话的正确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