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历史论文> 文章内容

智效民:从不写“学术论文”的历史学者

※发布时间:2017-8-8 21:03:17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也许是我老了,总是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谢泳是不大赞成写回忆录的,对于这个观点我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很多人不写回忆录,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格,这也是个误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没有多重要,但是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给别人借鉴,因为人们不可事都经历,回忆录就能够让人们看到别人的经历,以便能够吸取教训和经验。

  我是1946年出生的,那一年正好爆发了内战。但是我出生的很优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我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时候。说起来,我的曾祖父是个举人,到了祖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当了小学教员,也从来没有干活农活。

  我上小学的时候填成分,我问父亲怎么填,父亲告诉我说填破落地主。但是到了我的父亲这一代,其实已经破落了。

  他小的时候,小学毕业之后家里就没有钱让他读书,就在县城里面给一个商家打工,后来不感兴趣。自己一个人跑到太原,打了半年工后报考了国民师范学院。父亲在国民师范学院是个很活跃的人,很受校长的器重。在学生时代经常参加,这些在山西文史资料上都有记载。

  到了1936年,父亲已经是一个山西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了,阎锡山当时也很支持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组成了救国同盟会,是个抗日组织。到了山西之后就把牺盟会控制起来了,不由他们自己搞了。抗战爆发之后,父亲也一直在阎锡山领导的抗战的那个圈子里活动。1939年,晋西事件之后,一大批人被八军拉走了,八军就慢慢壮大起来了。我当年问过父亲:“你为什么不去?”父亲跟我说:“我不是人家圈子里的人。”但是父亲很欣赏那些人的才华,他说他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上学太早,懵懵懂懂什么也不懂,上到二年级之后就开始不业,成天担心老师责备。不过那时的老师管得很松,我从来也没有因为不业受到过老师的责备。

  一直到上初二,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做过作业,有的课也不去听,只有碰到感兴趣的内容才去做一下,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看课外书上。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讲艾青的《春姑娘》,老师在上讲得很陶醉,但是我却觉得老师有些肉麻,一点也不愿意听。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雪浪花》,这些教材中的经典文章,老师都是要讲好几个课时的,但是上学时我却没有看过一个字。在我后来当了中学教员之后,要跟学生讲这些课文的时候才开始看,我才用我的办法跟学生讲这些课程,也不知道那些学生爱不爱听。

  到了初二的时候,因为上课不听老师讲,老师连续提问我十次,结果老师给我打了十个二分。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考了38分,那是有生以来也是唯一一次不及格,把我吓坏了,因为还要补考,同时也觉得太丢人了。结果那一年并没有补考。到了后来我才翻了身,因为考试不考课本的上知识了,只考作文。我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不喜欢语文,最讨厌的时候语文后面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在课本中找得到的,我觉得重复别人的没有意思,可是我又没有能力编一个答案。

  我上初中的那时候,经常有报告,开完会就要我们讨论。讨论的时候我就想说些自己的话,但是讲来讲去发现那些话人家都讲过了。渐渐的我就不说话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高中。这让班干部和班主任都很讨厌我,觉得我这个人不积极。其实我是没有话可讲,我又不会打头炮,觉得那样有些出风头的意思,总想等别人讲完我再讲,但是人家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再讲就重复了。回过头来想,当时的那种教育,就是在塑造同一种模式,让人们用同一种话语来说话。

  上了高中,这种不太的习惯保持了下了。那时候,父亲因为是人士,勉强算得上是个,家中可以订阅《参考消息》,我一有时间就去翻看家中订阅的《参考》。当时父亲不让我看,但是看到我非要看,也就不管了。现在想起来那个东西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参考》上给人的消息不是单方面的,每当发生了重大事件,它马上转载世界上各大的评论文章。这种经历,让我学会了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去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当时学校的图书馆还定了一些,在那些上经常有一些关于理论问题的大争论。我忽然对这些就发生了兴趣,无论看得懂看不懂,都硬着头皮去看,虽然当时也弄不清谁说得对。现在想起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引发我了学术上的兴趣。

  为什么呢?这事说来话长,其实我们那一届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的,我在的学校还算是重点高中。1961年我考高中,因为困难时期,招生名额大压缩,我在的那个学校四个初中班的学生考试,只有两个班的学生被录取。有的学校甚至就没有考上的。但是到了1964年,因为经济的发展,高校又开始扩大招生,但是也是在那一年,“千万不要忘记”刚刚下达,因为这个,那年高校招生时政审特别严格,只要是家庭稍微有一点问题的,一律不录取。我们学校当年又个政工干部专门调到了处,专门作政审工作。

  就这样,我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当时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我要是不能上学能够干啥,好像我的面前只有读书这条,好像已经走投无。

  学校那时候已经组织插队了,我们学校当时就有个初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主动放弃考试去了农村。但是我很害怕农村,因为之前经常到农村去劳动,发现自己根本就干不了人家的活。学校里也不找我,我觉得他们心里也觉得自己,就是找了我觉得我也未必会听话。我就在家里呆着,呆了两个月。正好赶上街道动员下乡,街道找到了父亲所在单位的机关党组,然后党组副找到我父亲谈了一下,父亲根那人说:“我回去问问他。”父亲回到家里跟我说起:“你还是去吧。”我也不好抵触父亲的意思,心想去就去吧。首先,户口就被转到去了。

  一开始到的时候还好,我抱着改天换地、响应党的号召的想法到了那里。当时有个口号:“出身不好,道由自己选择。”我心想自己既然出身不好,就尽力吧。

  两年以后,我自己回到太原准备高考,复习了两天,不想高考制度就废除了。我只好又灰溜溜的回到农村。没想到从那以后,农民对我的态度就变化了,以前他们对我是很好的。我回到的时候正好赶上收麦子,结果当地的农民给我评的工分是6分,还不如一个妇女。当时给我的打击很大,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

  在农村那种中,我始终不能适应。当地的农民管我们叫做下放学生,我跟他们说自己是自愿下去的,但是当地的农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要是不犯错误,哪有自愿来的?当时下乡去的人确实也是鱼龙混杂,什么人也有。那时候我悲观极了,甚至都想自尽了。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七年。现在想起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那里度过了。

  当时城市里面需要一批小学教员,需要从知青中挑选一批高中毕业的人充实教师队伍。我就从逃回了太原。

  这个机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紧紧地被我抓住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计划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回来之后父亲知道我心气高看不起小学教员这样的工作,跟我说:“当年你也有机会当小学教员你不干,你现在又要干,你要想好。”当时我跟他说:“我现在当小学教员,将来还可以当中学教员,到了老了还有可能当大学教员。”父亲听了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很惊讶,不过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那么多年不招生,谁都不读书了,只要我读书就会有机会。过了两个月,我那些下乡的同学就都回来了,大部分到了工厂。在那个年代里,当工人比当小学教员吃香的多,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工作至少还是和读书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的机会,在教育干部学校。那时之后第一次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人报名,我就报了名。去了之后我本来想学数学班,可是数学班的人满了,只好选了人比较少的历史班。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道。我心想,实在不行我就搞历史吧。虽然在脑子里总觉得搞历史学究气太浓,书呆子气太重,但是总比一无所长好。

  到了1973年,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曾经有一次工农兵的选拔,我又报了名。初选下来就参加考试,考试的题目容易得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最难的题也不过是初中水平的题。但是就这样的题张铁生还交了白卷。当时招生的有三个学校,一个是钢铁学院,另外两个是太原的。我想去北钢院,可是招生的老师说我年纪太大了。我一想也是,都这样一把年纪了还去上大学,所以也没有争取去,结果就没有去。

  从那之后我就逐渐地读一些近代史方面的书自己看,当然也包括马恩列斯的著作。结束之后,高考制度开始回复。大家都开始准备高考,那时我已经31岁了,已经过了考大学的最高年龄(30岁)。过了不到半年,研究生开始招生,我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赶快就去报了名,报考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生。我看了研究生考试所列的那些参考书,跑到图书馆去找那些书,在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原始的资料,从那时起,我开始对近代史有了自己的思考。

  但是考试的时候内容让我很吃惊,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是些基本概念,三五分的题是小词条,十分的题是大词条。我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我觉得研究生考试应该是考思想,这些词条只要查工具书就可以。结果这么一考,让我考懵了。

  结果考下来,专业课考得很糟糕,但是那时候的普遍水平都很差,差到什么成度呢?就连我那么差的成绩都能勉强有复试的资格。在考完试到复试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在词条这种基本功上狠下了些功夫。复试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顺利,没想到我又落选了。后来我听山西大学招生办的老师讲,复试的时候我是第四名,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导师提出让把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平均起来算成绩,这样一来我成了第六名,招生名额是5个,我又不成了。我问招生办的老师:复试第四第五是谁啊。招办的老师让我看看了,我一看,都是山大的,我只是觉得很窝火,也没有怎么样。心想明年再考吧。当时我带了一个高中的毕业班,我的学生们考大学,我考研究生。

  没想到当时带研究生的人少,是带完一届之后才招生。我只好选了一个跟近代史最接近的清史专业,我只好从头开始学习清史。那一年蒋南翔入组教育部,提出了“宁缺毋滥”的口号。这是个什么背景呢?就是要求考生有三个60分的标准:英语要60分以上,专业课要60分以上,平均分要60分以上。我的英语特别差,这样又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之后也就绝了考研究生的念头。

  就在那时,我又赶上了一个培训的机会。就是太原师专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本来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爱人跟我说:“还是去吧,当是休息。”我一想,那就报吧。由于有考研究生的底子,考得还算不错,就在那里了两年。所以我最后的文凭只是一个大专文凭。

  到了1986年,我都是四十岁了,才来到了山西省社科院。当时社科院正在筹备一个思维科学的课题组,组长叫张光鉴,很受钱学森的器重。我被一个朋友推荐了那里,负责编辑一本。1987年,我的关系才正式调到了社科院。说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考完研究生那一年,山西省社科院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人员,我也报考了,结果竟没有考上,我问当时的招生人员,他们告诉我是都不合格。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当时进来的人都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我到了社科院之后,这段经历是不敢提了,看着当时在社科院的那些研究人员,都有仰视的味道。

  到了社科院一段时间,刊物因为资金问题维持不下去,我就提出要去历史所。在那时期,我逐渐地对胡适发生了兴趣,进而演化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在八十年代,这些问题还是不允许研究的范畴。那时候,我对于学术的兴趣开始由原来那种自发的状态,改为自觉,逐渐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也是在那段时间,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要求自己不申请课题经费,用郑也夫的话说:“就是有意识的和拉开距离。”后来,经常和丁东、谢泳在一起聊天,我们在一起有个共识:就是不写所谓的“学术论文”,不申请课题。因为学问是件需要的事情。

  比方说,智先生把天下读书人划为两类: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前者读书,目的明确,或为、职称,或为”,“后者读书,往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而智先生无论读书或是写作,一不为职称,为扬名,只是为了自己“乐在其中”,颇有一些“古之学者为己”的味道。

  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思维所到之处,笔端即至,不赶时髦,不说废话,不哗众取宠,也不“金与其外”。在聊天时,智先生不时说到自己其实是个“不伦不类”的人,算不得什么学者,研究问题,也无非是因为好玩。而我恰恰觉得,这个“玩”体现了学术的真。因为这个玩不是瞎玩。

  在智先生看来,学术是“之本,立国之本”,同时也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既然“为本”,就要本“之,之思想”,不为羁绊,不为职称拖累。而要达到“为国为民”的目的,则一要有深厚的学养支撑,唯有如此,见识才得深刻,才可一语中的、一阵见血,二要语言朴实,不能“深文周纳”,使不能接受。智先生的文章,句句都是大白话,没有任何晦涩的理论掺合其中,其思想资源则可直溯五四诸位主义思想者、教育家等先贤,读其文章,常常能会心一笑。但愿学界能多写这样的文章。

  由历史学者陈远发起,长按二维码可加关注,及合作请致信,点击“原文阅读”可进入拍卖时光小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推荐: